幸亏没有错过吕楠的摄影展。
当我和百合站在那些黑白照片的面前时,我们都被震撼了。看印刷品上的照片和被冲印放大的照片感觉是极其不同的。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某一本摄影书看到过吕楠的名字,了解到他所做的三部曲计划。当我们从这些被定格了地瞬间走过时,我们庆幸有这么一个人,用毅力完成了这个伟大的计划。面对照片,我时常有想哭的冲动,这当中有凄惨带来的痛楚,也有神性带来的感召。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和《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两个主题。对于精神病人,我曾阅读过一些描写他们生存状态的书籍,但对象大多是艺术家。所以难免为精神病人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当真正深入到这些最底层的人群时候,才最接近这群人们真实的生活,他们是被主流社会遗弃的人群。而吕楠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他回避了那些吸引人眼球的惨烈场景,没有过分强调病人的痛苦和惨状,而是用内敛的情绪以极其克制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每一幅照片中的病人都那么安静,但是却并不安详。有人说精神病人其实就是过分沉浸于个人感觉而不能融入集体的人,在吕楠的照片中那些病人的眼神几乎一致得显露出这种无法自拔的状态。他们的眼神空洞缥缈、焦躁不安,人人都是心事重重的模样。吕楠不仅拍摄了病人被管制的生活状态,还给人们呈现了精神病人同普通人一样的休闲娱乐的生活状态。他们同普通人一样打乒乓球、吹笛子、画画、跳绳、写信,却又和普通人那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神态,那种旁若无人的感觉让他们看上去的确是一群病人。我想这种分寸感的把握是吕楠摄影中非常成功的一面。分寸感的背后却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震撼,它让人不敢久久站立在照片面前,直视那些场景;它精确地传递出了一个压抑、秩序混乱的内心世界。所以,当百合提议我们再看一遍展览的时候,当我坐在四周围都是精神病人的照片的空旷的展厅中时,我拉着百合迅速逃离现场。因为照片所带给我的心理冲击太过强烈。
当我和百合在观看《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心又一下子从刚才的压抑中得到了释放。百合一直疑问,到底宗教是怎么传播到这些看起来比较落后和贫穷的地方的呢?我也不解。我们从照片中看到了神性、看到了爱的力量。这些教众最日常和朴素的场面,却给了观者无限的温暖。不论多么闭塞、多么落后、多么贫穷,也许没有华丽的衣服,也许没有可口的食物,也许墙壁上糊满了报纸,但都不妨碍那些善良淳朴的村民们信仰宗教。他们只是在他人生病的时候虔诚祈祷,只是在主日的时候真诚的歌颂伟大的主,只是在餐前认真的祷告。只因为胸中诺大的爱和虔诚。吕楠自己曾经写过拍摄的体会到:“中国1950年代的时候就跟世界隔绝了。一个村子里宗教是这样形成的,先盖一个教堂,大家自动往教堂集中,形成教友聚集村。而且中国的政治又不允许利用宗教干任何事,所以他们只能作一件事情就是信仰,就是充满爱心,做着友爱的工作。他们所以那么真诚和久远地保存着三百年前的传统,靠的是他们那么强的信仰力量。他们的温和和爱心真的让我大吃一惊,那些农村的老妈子从来不闲谈,就是念经,在家里作自己的事,关心需要关心的人,晚上再进教堂念经。当一家有人要死的时候,别人会说太好了,他们不恐惧死亡。爱是什么,我们只能践行爱,而不能拥有爱。我们拥有的只是情感,而情感总被对立的一极所左右。但爱不是这样,耶稣对他门徒的情感有别于他人,但施予的爱却是同等的。”
我在资料中得知吕楠在拍摄《被遗忘的人》的时候,在很多照片旁边写了简短说明,包括病人的姓名、家庭、住院前后的基本状况。以前,吕楠用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的一段话对此种做法作出了解释:“这些照片以孤苦无告的蚁民百姓为焦点,却又把他们打回孤苦无告的原形……他们的姓名在图片说明中一律从缺,拍摄人物照却不列出对象的姓名,等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时助长了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摄影口味的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将其他人贬降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及惨况的代表性样本。”他说,“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